恐懼是人類最原始的情感。英國首相布萊爾上星期宣布，英國不再是任何自由言論都能安身立命的地方，「請不必誤讀，從現在開始，遊戲規則已經改變」。於是，這個曾經讓馬克思撰寫他的資本論、列寧準備他的俄國革命的國家，即將被布萊爾政府隻手改寫他們的歷史傳統。
激進份子、叛國賊與政治難民乃是三個不同概念。一個牽涉言論自由，一個牽涉國家安全，另一個牽涉其他政府的認知。政治難民不必多說，如果翁山蘇姬跑到了英國，難不成英國要依緬甸政權的要求將她引渡回國？至於激進份子，每個國家免不了有所謂的極端份子。例如日本真理教，跟外來者無關。英國以美國盟友身分參加了對伊戰爭，回教徒想辦法在他們國家引爆炸彈，乃一種戰爭手段。至於策劃爆炸的英國國民，其忠誠度不是對著本國而是敵國，在二戰這類行為叫做「通敵叛國」。如今，以「反恐」之名，布萊爾政府四兩撥千斤避開英國參戰的事實，企圖跳過司法獨立，將三者混為一談，將政府職權拓大到監管英國國民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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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像某些父母，在作任何事情之前，都宣稱是為了孩子，而不是自己。這種說法不盡全然，因為父母也是人，也會有他們自私的動機。但，民眾有時候會因為自身的恐懼，自行放棄了理性，選擇相信簡單解釋，妥協了平時的人權信念，默許政府自由心證去決定所謂的非常措施，拓展政府權限。
例如，在台灣，因為害怕「媒體亂象」，所以解嚴之後、報禁之後、反對黨變執政黨之後，新聞局出面「管束」媒體業者，也得到正面的支持聲音。在現階段法制之下，新聞局的確有此權限去「審核」媒體，反對者應該趕緊去想辦法修改制度。我個人以為，如果民眾的責任在於監督我們的政府，真正要思考的是政府拋出來的議題是否真正反映了目前社會最迫切解決的問題，尤其，習慣以意識形態說服大眾支持決策的政府最擅於拋議題讓大家討論。
身為現代公民，要作的事情是拋議題給政府去思考。當官員和他們的學者們關心我們的「心理健康」時，民眾要去問、而身為「亂象」的媒體要幫助民眾去問：為什麼台灣和韓國的國民所得差不多，而我們的基礎建設卻如此薄弱？為什麼台灣全島的糞便汙水系統只建了不足十分之一？為什麼全世界都有機場快線連接主要都市和國際機場、只有台灣沒有？為什麼台灣社會的文明表象只要來個颱風就立刻戳破？
我們都需要安全感。如果由他人管束就能帶來安全感，那麼集中營難民應最有安全感。真正的安全，不會來自圍牆的保護、而是我們自身的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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