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子俱樂部

光榮的一日 今天，是一個光榮的日子。將來的歷史會寫到，在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這一天，台灣人行使罷免權，督促一個總統下台。
不論今天的罷免結果如何，台灣人民又在華文世界的民主進程和憲政史上，豎立了一個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灣一片動盪；人們每天看見、聽見，被鋪天蓋地包圍的，是電子媒體的誇張和聳動、街頭巷尾的挑釁和喧囂、醜聞弊案的揭發或遮蓋、領導人物的尊嚴掃地、意見菁英的各說各話。民主似乎墮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爾虞我詐；價值的混淆，是非的顛倒，社會互信的嚴重腐蝕，使人開始懷疑，這一切是否值得。

這個已經二十歲的歐洲青年跟我說，「媽媽，你忘了嗎？我幼稚園時的圖畫書主角不是德國的約翰，而是土耳其的阿里，圖畫書的內容講的是阿里的語言、阿里的思考方式。我四歲開始參加足球隊，教練告訴我們如何與團隊合作、如何尊敬教練做為一個權威、以及如何與具有權威的教練溝通啊！」
　我想起來，他中學時，參加社區舉辦的「為尼泊爾而走」活動，學生們幫尼泊爾山村裡的小學籌募興建款項；他也曾經在課堂上報告過「全球化下的麥當勞」研究，探討跨國巨人的運作模式；高中時，他在國文課（德文課）讀布萊希特的劇本《加利略》，探討的核心即是，人，面對國家，面對權威，面對你無法抵抗的組織時，個人的位置要在哪裡？個人的抉擇又是什麼？
無所不在的公民教育
　在公民的教育裡，常常與「愛國」劃上等號，講到公民，似乎就講到國家認同，我又問這個二十歲的研究對象：你們什麼時候被教導「你的政府可能是錯的」、「你的國家可能是可惡的」？他哈哈大笑，以幾乎輕蔑的表情說，「你以為我是哪國人？你在問一個德國人這個問題嗎？三○年代的納粹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麼？恐怕就是國家永遠是錯的吧！你應該把這個問題拿去問美國人！」
　經過不斷的思考與討論，我發現，原來這兩個德國孩子受到的公民教育是無所不在，而且其實就是一種「世界公民教育」。孩子學校裡的成員，從幼稚園一路上來，有一半是從世界各地來的外國人；另外一半，可能又是混血兒，小孩子左看右看，都在不斷和外國文化溝通；學校裡又不斷有交換學生來來去去。
　我又發現，他們沒有一門專門的課叫「公民教育」或「公民與政治」，他們的公民教育完全是滲透在所有的課程裡，在政治課談國家體制，在社會課談社會結構，在宗教與倫理課談個人和環境的關係，在英文課談美國的民主制度，法文課講的是阿拉伯裔在巴黎的生活狀態，地理課講的是全球化下的經濟結構轉變，歷史課談的是個人良知的抉擇……。
　公民教育無所不在，南亞海嘯發生時，報紙是連篇累牘的相關報導，但德國報紙會有一個青少年版面，和青少年讀者討論：「一個貧窮的國家發生如此重大的災難，富國有沒有責任？」再加上電視新聞的討論，家裡晚餐桌上的討論……。所謂世界公民教育，根本不需要一堂課來教你，因為它是沒有界限、隨處可得的，可能是學校，也可能是媒體，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怎麼會沒有世界公民意識？
如何做一個世界公民？
　誰是Global Citizen（世界公民）？我自己的定義是：
　第一，相信個人的行動可以造成不同，You can make differences。我知道有很多人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社會行走的軌跡，而當你認為你所做的任何事都無法改變什麼時，你其實就失去了行動的驅策力。今天在台灣，可能有相當高比例的人覺得「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你做什麼都沒有用；可能有很高比例的人認為「Don't do anything.」，因為根本沒用，所以什麼都不必做。如果你對世界、對周遭環境採取的是「保持距離」、「不作為」的態度，那你就跟Global Citizen沒有關係。所以，首要條件可能就是「熱情」。第二，對「公平」和「正義」是有所關切的。第三，關懷人類社區的現在和未來，而且，這種關懷不因國界而有所隔閡。最後是，你會以「行動」來表達你的關懷。
　接下來想跟大家分享，加拿大的一個「維多利亞公民教育網」，看看加拿大人針對青少年所設定的議題又是什麼？我舉其中「全球健康」這個議題為例，網站上先給你知識，也就是事實和數據。例如，在二○○○年，全球有一千萬個十五歲以下的孩子，因為父母得了愛滋死亡而成為孤兒，愛滋病是以這樣的速度在蔓延。網站首先會告訴青少年，你如果想知道更多的事實，可以到全球抗愛滋基金會的網站了解他們怎麼運作、世界各地對這項議題所做的各種努力、去看各類的網站連結……；接下來，它會告訴青少年「你可以做什麼」How to take action，你可以寫信給加國總理，告訴他你關心這項議題，你希望抗愛滋基金繼續正常運作，所以必須有全球最富有的四十八個國家，拿出他們GDP（國內生產毛額）的○．○三五％給這個基金。也就是說，加拿大應拿出二億四千三百萬加幣；你還要告訴總理，若按照聯合國的協議，做為一個富國，應該要拿出GNP（國民生產毛額）的○．七％做為援助基金，但實際上，加拿大只拿出了○．二三％，所以「這是一種恥辱」。最後，網站會告訴青少年，別忘了把信的副本寄給報社！
從喝杯公平咖啡開始 
　像這樣一個網站，它非常具體的教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問題是什麼樣的狀況？嚴重程度如何？如果你願意take action，你可以怎麼做。網站上另一個例子是，它讓孩子知道，你喝一杯咖啡，這咖啡的背後有些什麼？事實上，你若在咖啡店買一杯咖啡，尼加拉瓜的咖啡農所得的利潤是不到其中的一％的，但你若去超市買一杯咖啡，咖啡農可以得到利潤的六％，但這些數據一旦跟獲得巨大利益的雀巢等全球四大焙炒商相比（雀巢可得二六％），親身種植咖啡樹的咖啡農所得到的，卻又是那麼微不足道。而正因為有人覺得這些跨國公司極度壓迫了農民的生計，像是英國的樂施會，就開始致力推展「公平咖啡」的概念，經過不同的努力和施壓，產生了一些成果，像是星巴克自二○○三年四月起，同意每個月的二十日為「公平咖啡日」，星巴克承諾，當天消費者所購買的咖啡，都會是以較高的價格，直接向農民購買，而不那麼剝削農民。網站會告訴青少年，你可以要求跨國公司以較合理的價格向農民購買咖啡豆、要求政府協助咖啡農多元化經營，你更可以向咖啡店要求要喝公平咖啡。
　還有一個例子講富國的消費主義，你在網站上先看到數據：「美國人一星期平均有六小時在購物，但只有四十分鐘花在親子互動；一個高中生到他畢業的那一年，已經一共看了三十六萬個電視廣告；在二○○一年，全球產出三千七百萬輛汽車，其中五○％是北美人買的，但他們的人口只佔全球的五％。」網站就問孩子，如果你覺得這種消費主義現象是很糟糕的，那你可以做什麼？「你可以買二手衣服、買衣服時你可以問清貨源，這個品牌是不是像耐吉一樣，巨大的利潤是從極度剝削中國和印尼的工人而來？名牌的背後是什麼？產品是怎麼來的？你也可以簡單過日子，甚至響應Buy Nothing Day！」
台灣能做的事太多了
　回到我們自己寶貝的台灣，在全球的人均收入評比中，我們的人均所得，是第三十名，超過紐西蘭、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台灣是富國；我們的人口結構裡，到了二○○三年時，每三對結婚的新人，其中就有一對是與外籍人士通婚，每七．五個新生兒中，就有一個具外籍血統。實際上，我們自己社會的人口結構，已是多元民族的結構，但是我們的腦子裡，卻還沒有文化多元和地球村的概念。
　從網路和閱讀上的確可以得到許多知識，但知識不見得能轉化為感動和行動，相信很多人會問，「一定要在歐洲那種環境才能有那種『全球同胞感』嗎？」我認為不是的，台灣的情況剛剛講過，我們的社區裡已經有很高比例的外國人，像是外勞、外籍新娘，還有大陸人，但我們有多少人對印尼的文化了解和尊重？有多少人去關心泰國的政經結構？我們的社會已有了新的組成，但我們的腦子卻還沒有這樣的認知，我們還把「外勞」只當作一個群體來看，而且是用一種瞧不起的姿態，只談論他們要逃走、他們會賣淫，主流社會還是以一種從上往下、單一而粗淺的眼光和思維，很少人意識到要去真正的了解他們。
　所以，年輕人，你已經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有多少大學生知道，我們的《國籍法》和《移民法》對大陸新娘是如何的違背人權、如何的歧視與虐待，如果你有全球公民意識，你會以有這種法律的國家為恥，你要take action，你可以寫信給總統、行政院長或內政部長。你也可以加入保護越南新娘的組織，在我們自己的土壤上，一個世界公民可以做的事就已經太多了，不需要移植歐洲經驗。
　台灣的世界公民意識，跟我們的財富根本不成比例，問題在這裡。我們總以為我們是小國、弱國，其實你是富國，你對貧國是有意義、有責任的，但我們有這個責任感嗎？當我們的政府丟錢給窮國時，雖然說是買外交，但你對該國的處境有認識、有關懷嗎？
　我認為，所謂的公民教育，有三個必要元素，第一，knowledge知識，你對問題認識的深度；第二，intellectual skill論辯與行動能力，你對自己的信念，如何向大眾表達，你對你不認同的做法和說法，你用什麼樣的語言和行為去表達你的反對，有了知識之後，你如何串連實踐的力量，這是要學習的技巧；但最重要的核心，卻是第三項，virtue或是character，也就是品格，你對於遠在非洲餓死的小孩，你心底有沒有真正的關懷和感動？
　如果你覺得一切都無所謂，那你的知識和技巧，所為何來？人是因為他的品德而站起來走路的，否則他就四腳著地。
你就是發熱的燭光
　你要怎麼影響別人？當你擁有以上的三個條件後，自然就會成為黑暗房間裡的一盞小小燭光。而你要累積知識、培養技術、鍛鍊品格，的確是因為你的經濟與教育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世界公民意識其實也就是在講，有能力的人，請把你的燭光照得更遠，因為很多在黑房子裡的人，他們連蠟燭都沒有；有能量的人，請你去關懷那些經濟的弱勢者。」
　很多年輕人都想知道：What can I do？我能做什麼？你可以選擇一個打動你的議題，去了解事實，建立知識，學習論辯和行動的技巧，在網路搜尋世界上與它有關的組織，你去找一個基金會，成為它的志工，你去跟它做一個連結，一扇一扇門就會打開，你就會慢慢摸索出一條路。
　最後，我想送給大家兩句話：第一句是甘地所說的：「you must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d.」，要改變世界，必須先改變自己。
　你不要抱怨，如果你覺得世界需要改善的話，不是等別人去做，而是你自己；第二句話是甘迺迪所說的：「A nation is always on a race between disaster and education.」做為一個國家，你只有兩種選擇，如果不要災難，那只有一條路，就是教育，那是唯一能令國家向上的力量。

原本已經放棄教沒有創意的人創意，我一直想，也很挫折，為什麼我會，學生不會？明明我看到的事，為什麼沒辦法讓他們也看到？我甚至讓學生跟著我，看我排戲，魔術都變給他看了，他還是看不到，這表示他有些基礎沒有到位，所以事情發生在他面前，他連看都看不懂。
二○○一年，我到印度佛陀證悟的菩提迦葉參加佛法研習營。在那個充滿創意的地方，我經歷了一次突破，不僅反省自己的教學方式，也反省現代文明看待創意的錯誤。
我突然看清，在藝術中的學習有其限制，要怎麼補償這個限制？於是想到佛法所說的智慧與方法，修行的人，如果要對佛法有更深的體驗，智慧、方法兩者必須兼有。企業都了解這個道理，如果沒有方法來執行，再偉大的想法也沒有用。

《職棒雜誌》服務時，由於事必恭親，承攬了太多業務，每天都要忙到三更半夜才回家。認真有餘，但搞不到兩年，身體、創意、情緒都直線下滑，工作效能一天不如一天，體重和腰圍倒是直線增加。
不到兩年，就離職了，然工作表現的最高峰，卻呈現在到職第一年的前半年。同樥的工作熱情／表現曲線，也呈現在「《蘋果日報》三年線」，開盤爆量拉出1年紅盤，創意、活力十足，第2年承接無力直線下滑，第3年起差點變成全額交割股。
顯然，我們的工作方式有些問題。本期《商業周刊》企劃「聰明工作36計」真像是顆「勁量鹼性電池」，只要執行得法，找對電極，應該可以讓你有力道、有拼頭，到四十歲還像一尾活龍。(下面5大工作原則，我大概只有第5項做得最好，你呢？)
★引用2006.5.24日出版《商業周刊》王仕埼著「埋頭若幹症候群正蔓延」

近來，台灣紛紛擾擾，妖孽群生，眾人沈溺在負面事件與情緒之中，不知何所終。很巧地，在工作、生活周遭的朋友們，也陷入了傍惶地無力之中。
我相信，問題總有他的解決方法，目前無法解決，只是沒想到或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哪有做不到的呢？只要主客觀條件更迭，往往就隨之豁然開朗，所以，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就是台啤籃球隊在SBL季後賽標榜的「態度」。想起幾年起對我頗有啟迪的一篇短文《鴨子和老鷹》，希望對朋友們有所幫助。
摘自柏竇.薛佛《誰才是天生贏家》一書
只看表面的話，鴨子和老鷹的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實際上，牠們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動物。如果你知道從何處切入觀察的話，你很快就會認出鴨子來。

今晨在《中國時報》看了嘉鼎資產管理集團董事長余凌宵先生寫所的《知識世界不是平的》，深有同感，想說：「真是善哉言哪！」

台大教授朱雲漢昨天在中國政治學會年會發表「亂世政治學者的自處之道」的專題演講指出，美國民主亂象已生；而台灣的現況，正是民主可以產生亂世的另一最佳歷史註腳。
朱雲漢指出，台灣的情形是，憲政秩序鬆動、法治崩解；操弄仇恨政治，撕裂社會；朝野無止境惡鬥，民主統治機能癱瘓；國家機構能力全面衰退，技術官僚形同行屍走肉；權力結構由核心處腐爛，政治弊案累積如山；司法獨立性喪失，淪為鬥爭工具。財團鯨吞全民資產，進行大規模的劫貧濟富；階級流動性下降，立足點越來越不平等。人民只能逆來順受民主包裝下的惡質政治，因為似乎民主無可替代。
他說，「民主」與「市場」這兩個架構人類社會生活的支柱都出現了嚴重的偏差，民主與市場實際運作不但未能達到人民之高度期許，兩者反而可能成為本世紀世界秩序動盪來源。
朱雲漢在演講中指出，印尼鄉下百姓最常問的「那個叫民主的玩意何時會結束？」阿根廷的「民主」出現財政崩潰、國家破產、至今無法脫離以債養債。俄羅斯的「民主」在九十年代出現全民財富被極少數人席捲並移出國外。各地出現黑道治國現象，執法人員也成為穿制服的黑道。

胡晴舫@2005.08.17　 中國時報

    恐懼是人類最原始的情感。英國首相布萊爾上星期宣布，英國不再是任何自由言論都能安身立命的地方，「請不必誤讀，從現在開始，遊戲規則已經改變」。於是，這個曾經讓馬克思撰寫他的資本論、列寧準備他的俄國革命的國家，即將被布萊爾政府隻手改寫他們的歷史傳統。
    激進份子、叛國賊與政治難民乃是三個不同概念。一個牽涉言論自由，一個牽涉國家安全，另一個牽涉其他政府的認知。政治難民不必多說，如果翁山蘇姬跑到了英國，難不成英國要依緬甸政權的要求將她引渡回國？至於激進份子，每個國家免不了有所謂的極端份子。例如日本真理教，跟外來者無關。英國以美國盟友身分參加了對伊戰爭，回教徒想辦法在他們國家引爆炸彈，乃一種戰爭手段。至於策劃爆炸的英國國民，其忠誠度不是對著本國而是敵國，在二戰這類行為叫做「通敵叛國」。如今，以「反恐」之名，布萊爾政府四兩撥千斤避開英國參戰的事實，企圖跳過司法獨立，將三者混為一談，將政府職權拓大到監管英國國民的言論自由。
    難道，布萊爾期待，驚嚇猶存的英國民眾會忘了是他將英國捲入對伊戰爭，把憤怒轉向幾個所謂激進份子或政治難民，因而自願閹割了歷史悠久的自由傳統，支持他的政府擴大職權？當然，若社會處於非常時期，人們都會期待政府實施一些鐵腕手段保護團體利益。個體也不介意犧牲一點方便，以求取集體安全。然而，妥協方便不等於妥協自由。九一一後，為了安檢理由，美國政府有權要求民眾登機通關時脫鞋檢查，卻依然需要適當法律程序，才能調閱個人的通訊紀錄，否則算是侵犯隱私。

    政府像某些父母，在作任何事情之前，都宣稱是為了孩子，而不是自己。這種說法不盡全然，因為父母也是人，也會有他們自私的動機。但，民眾有時候會因為自身的恐懼，自行放棄了理性，選擇相信簡單解釋，妥協了平時的人權信念，默許政府自由心證去決定所謂的非常措施，拓展政府權限。
    例如，在台灣，因為害怕「媒體亂象」，所以解嚴之後、報禁之後、反對黨變執政黨之後，新聞局出面「管束」媒體業者，也得到正面的支持聲音。在現階段法制之下，新聞局的確有此權限去「審核」媒體，反對者應該趕緊去想辦法修改制度。我個人以為，如果民眾的責任在於監督我們的政府，真正要思考的是政府拋出來的議題是否真正反映了目前社會最迫切解決的問題，尤其，習慣以意識形態說服大眾支持決策的政府最擅於拋議題讓大家討論。
    身為現代公民，要作的事情是拋議題給政府去思考。當官員和他們的學者們關心我們的「心理健康」時，民眾要去問、而身為「亂象」的媒體要幫助民眾去問：為什麼台灣和韓國的國民所得差不多，而我們的基礎建設卻如此薄弱？為什麼台灣全島的糞便汙水系統只建了不足十分之一？為什麼全世界都有機場快線連接主要都市和國際機場、只有台灣沒有？為什麼台灣社會的文明表象只要來個颱風就立刻戳破？
    我們都需要安全感。如果由他人管束就能帶來安全感，那麼集中營難民應最有安全感。真正的安全，不會來自圍牆的保護、而是我們自身的強壯。